当今多数中国作家没有被译介的机会，这是导致很多优秀中国作家无缘进入国际大奖的视野的直接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非紧缺译者莫属了。

　　莫言显然是幸运的，因为他很久前就得到了马悦然等一批瑞典人的关注。马悦然十几年前就认识莫言，然后他的学生陈安娜将莫言的《生死疲劳》、《红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译成了瑞典文，马悦然自己也译了莫言的一些作品。他们的工作被认为与莫言获奖有着某些必然的关系——译介本身就意味着提醒欧洲人关注莫言，同时也让欧洲人领受了莫言作品的魅力。

　　“我恨不能将所有我喜爱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瑞典文。”在上海对记者说起这句话时，马悦然显得有点无奈。记者仔细查阅了马悦然的官方简历，发现这位88岁的著名汉学家，在他与汉语打交道的66年间(他1946年学汉语)除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这些中国古典名著外，现当代作家的译介只涉及沈从文、张贤亮、李锐、曹乃谦、莫言等小说家，以及一些诗人。马悦然算是比较勤奋的一位译者，但也只能如此。

　　陈安娜则更少。在几十年汉语研究中，她也只翻译了莫言的三部小说，和余华的《活着》，另有一些零散的作品。所以，业内认为莫言无疑是幸运的。因为马悦然和陈安娜都将自己有限的精力投给了他。

　　无人译介：

　　据了解，现在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译介工作一般由那些外国汉学家完成。但因为汉语在很多国家其实也是一个“小语种”，汉学家人群也并非那么人才济济。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在欧美文坛，从事翻译工作并且够水准的汉学家不到20人。像瑞典文、捷克文这些“小语种”国家的汉学家则更少。于是，即便汉学家们忙得头昏目眩，他们也根本无法将中国全部重要作家的作品译介到国外。

　　另有一份统计显示，目前中国作家中有作品被译介到国外的有150余位，只占中国作协会员的1.3%。那98.7%的作家被称为“没有一个外文字母的作家”，世界文坛的阳光雨露无法到达他们的领地。

　　“现在等一个汉学家来翻译我的作品，比等一个移植的器官还要难。在中国作家中，莫言的水准绝对不是至高的，只是其他高手没法幸运地得到译介罢了。”一位北京的作家昨天对记者说。这也是中国作家少有人获国际文学大奖的原因之一。

　　人才瓶颈：

　　既然汉学家译介已经力不从心，为何不发展本土的译者?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瑞典语老师王梦达昨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外国的出版社引进中国文学作品时更信任本国汉学家的译本，“汉学家母语语言的语感，显然比中国译者要强。”这就使得尽管马悦然能将他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歌中译本在中国出版，而中国译者却很少有机会参与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

　　6年前王梦达从北外到上外开创了瑞典语教学，她的两个学生目前也留校任教。王梦达告诉记者，对于像瑞典语这样的“小语种”来说，中国的学校根本不可能下功夫培养符合国际水准的职业译者。“即便培养出来了，谁来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在她看来，没有足以维持生存的版税标准，中国就不可能有高水准的本土职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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