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一位翻译人员，什么文体是最难翻译的？那他一定会说是诗歌翻译，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由原本语言构成的诗歌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时，很难保证原本的诗歌韵律。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的近体诗，中国近体诗在创作之初，就尤为注重诗歌本身的意境、韵律、格式，目前仍然没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方法能够应对这种类型的诗歌翻译。
那么，如何将外语诗歌翻译成中文？有人主张“直译”，有人主张“意译”，有人追求“形神兼备”，有人信守“以顿代步”，有人提出“形 美、音美、意美”的三美论，有人倡导“兼顾诗行、顿数和字数”的三兼顾说。 

查良铮：结合形式的内容
      面对众说纷纭的诗歌翻译，著名翻译家查良铮先生这样说道：“译诗不仅是精确地传达原诗的形象问题。它比译散文作品（如小说）多一道麻烦，就是还有形式的问题，这包括诗的韵脚、每行的字数或拍数、旋律、节奏和音乐性等等。老实说，对于译诗者，结合内容与诗的形式 一并译出，这其中的困难，远远比传达朴素的形象或孤立的词句的困难大得多。……考察一首译诗，首先要看它把原作的形象或实质是否鲜明地传达了出来；其次要 看它被安排在什么形式中。这两部分，说起来是分立的，实则在实践中就是一件事，即怎样结合诗的形式而译出它的内容。”

      通过老先生的对于诗歌翻译的这段评论语言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查良铮先生眼中的诗歌翻译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如同普通的文学翻译，在于保留诗歌本身的文意，采取逐词逐句的翻译方式；第二部分，考虑诗歌的外在形式，即诗歌本身的韵律、格式等等。前者注重诗歌本身文意的表达，后者重在表现诗歌的外在。在老先生眼中，这两个部分是一种分立统一的过程，将译者始终处于斟酌与取舍的境地，以求达到最好的效果。

后世：内容与形式分开进行
      查良铮先生的翻译方式是建立在翻译者具备较高翻译水平的基础之上，后世有许多人将这种方式分裂开来，采取分段进行的方式。第一部分，由专门的翻译人员进行，完全不考虑诗歌所谓韵律、形式，仅仅考虑文意是否符合。第二部分，由文学人员进行，对译稿进行诗化处理，将译文中语言措辞不够准确的地方加以修改，对译文整体的韵脚格式加以整合。像汉学家费德林与诗人阿赫玛托娃合作翻译屈原的《离骚》， 汉学家蒙泽勒与诗人吉托维奇合作翻译《李白诗选》、《杜甫诗选》，都是这方面有名的例证。
这种方式仍然存在一定弊病，导致了翻译人员不考虑诗歌形式，文学人员不考虑诗歌原意，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诗歌本身的原貌。但对于商业化严重的今天，这样的翻译方式仍然是属于较为科学的翻译方式，只能寄希望于后来的翻译家们能够对原本不精到的译作进行修改，以达到“继往圣之绝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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