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诺贝尔奖颁奖之时，中国总是格外尴尬，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我国在许多方面与世界强国仍然存在巨大差距，但是中国在文学方面，至少不会落后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现实是，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也寥寥无几。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拨开文学翻译及传播中的迷雾，应将文本旅行中“看不见的手”凸显出来；不仅译者应显身，目标语编辑更应显身。采取作者、原文编辑、译者、目标语编辑合作机制，可为中国文学从积极“走出去”到有效“走进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参考。

诺贝尔文学奖最大障碍

 

曾有西方学者对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做过深度思考，英国汉学家、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蓝诗玲（Julia Lovell）在《文化资本的政治：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寻》中就指出：

 

“中国的诺贝尔奖情结源自中国人对于现代性的基本理性询问：知性民族的塑造和对诺贝尔奖的渴望，让文人雅士获得了‘特定民族’集体身份，并让文学成为中国的国际大使。”

 

这是蓝诗玲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作为文化资本的政治如何导致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逐。对诺奖评委马悦然（Goran Malmqvist）而言，“选材不当，译得枯燥乏味，是中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大障碍”。对此，莫言作品最主要的英译者、著名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亦表示赞同。

 

在世界文学和翻译界，葛浩文（美国）、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澳大利亚）、德鲁（Flora Drew，英国）等被称为“英语世界最为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这些文学翻译家与马悦然（瑞典）、顾彬（Wolfgang Kubin，德国）、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瑞典）、杜特莱（No?l Dutrait，法国）等汉学家兼翻译家所择中文源文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的脉络或主线。

 

当然，他们偏爱的作品未必跟中国主流文坛和批评界所推崇的作品相吻合，因为在西方反响较大的中文作品和中国作家，有时在中国（尤其是内地），由于意识形态的介入（即文本外因素），读者未必耳熟能详。例如在英语世界影响力甚广的李锐、高行健、韩少功、阎连科以及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前的莫言等文学家，在国内的关注度或受读者欢迎程度却比不上韩寒、郭敬明等畅销小说家或余秋雨这样的散文家。

 

即使是同一作家，境内外的影响力有时也迥异非常。以莫言为例，在英语世界中其作品若按影响力和关注度排位，先后顺序大致为：《生死疲劳》（2006）、《红高粱家族》（1987）、《丰乳肥臀》（1995）、《天堂蒜薹之歌》（1988）、《酒国》（1993）、《师傅越来越幽默》（1999）。其中《生死疲劳》是莫言斩获国际大奖最多的作品。这些作品的英译者皆为美国著名翻译家、“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葛浩文。

 

翻译的"忠诚"与"叛逆"

 

对于上述作家境内外接受程度不同、同一作家不同作品在境内外接受迥异现象，可分别从文本外、文本内等不同视角和层面进行剖析，以比较文体学为切入点进行解读。文本内因素，即是比较文体学视角中的信息凸显（foregrounding）。

 

葛浩文英译本主要呈现质和量两种信息凸显。造成凸显的原因大致有两种：其一，原作者莫言的文体和叙述风格，葛浩文“忠诚”译出，在目标文化中造成凸显。其二，汉英语言体系不同所造成的凸显。就第二种原因而言，字面忠于源文本的译法效果上会背离源文本，实为“叛逆”翻译。

 

译者是否应在翻译中保留原文本的信息凸显，是否应将源语凸显变为目标语凸显，基本取决于这个凸显的表达法是否重要。对于经典作家作品，或者正在经典化的作家（如莫言）作品，译者无疑应尽可能保留原作者独特的文体风格和原作的叙述模式，葛浩文英译本有时会偏离英语常规，造成信息凸显，当然这或许是译者故意为之，有意让目标文本不“透明”，这属于阻抗式（resistancy）翻译，规避了强势（英语）文化霸权主义，可视作译者的文体风格。

 

同时，如果译者（如葛浩文）本身的象征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也极高，那么此种信息凸显就更能为目标读者所接受。然而，对于流行或通俗文学，文本的功能主要在于交际沟通或娱乐消遣，似可多采用归化策略，采用较为地道的英语表达法，隐去凸显。

 

对于信息凸显在目标语中的可接受性，这涉及一个度的问题。如果采用周氏两兄弟翻译《域外小说集》时的“硬译”法，即为了保留原作者的语言特点而过度偏离目标语常规，则容易使目标文本佶屈聱牙、晦涩难懂，有可能遭遇“接受失败”，那么此时则宁愿考虑顺从目标语言习惯，放弃次重要的文体特征和叙述方式，略去凸显。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语言因时因地而异，原本偏离常规的个人语言风格或体现时代特征的某个社会群体的特殊语言体系，都可能被自然化和顺化，成为后来的常规。以葛浩文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所体现的译者风格和翻译方法，其目标文本所体现偏离常规的凸显，很可能被后人效仿，最终成为经典的翻译案例。

凸显文本中"看不见的手"

 

鲜有研究者注意到，葛浩文曾明确提出了回顾式编译（retro-editing），并将之广泛运用于其中国当代文学（主要为小说）翻译实践中。我们知道，一部译作的产出，无论优劣，都不仅仅涉及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这些显性制约因素，还会渗透出译作出版商和编辑操纵或摆布的隐性制约因素。

 

葛浩文曾于1999年10月在纽约城市大学举行的美国文学翻译协会年会上，以他对莫言和李锐的英译为例，首次论及出版商和目标语编辑对翻译小说所起的作用。他曾于2004年3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翻译学术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回顾式编译法这个概念，同年将相关论文发表于香港的《翻译季刊》。

 

葛浩文将回顾式编译解释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部分承担起编辑的职责，与目标语编辑合作，对中国文学在结构、语言，甚至风格等方面进行显性编辑或操纵，是更高程度上的“连译带改”。是否需要采取回顾式编译，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作品的质量和译文读者的接受度；二是（原文）编辑在中国本土出版社的作用和地位：三是（翻译）出版物的经济价值。在葛浩文看来，译者有时会充当编辑的角色，因此把翻译视作“蓝色铅笔下的编译”（blue pencil translating），喻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作品进行删除、改编以及内容变换等编辑行为。

 

由此，译作应是原作者、译者、原作出版社与原文编辑、译作出版社与目标语编辑、国家审查机制之间斗争与妥协的结果，而非仅限于译者、原作者、原文之间的互动关系。

 

就回顾式编译的目标文本而言，大致有三类。一是，按目标语编辑所要求的，译者做大量删减，如葛浩文所译姜戎《狼图腾》，删减量超过三分之一。二是，按目标语编辑要求，译者大幅度调整小说结构，如葛浩文所译刘震云《手机》。三是，应目标语编辑要求，原作者重写小说结尾，如葛浩文译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

 

译者在三种情况下会优先采用回顾式编译法：其一，当目标文本需迎合异域文化中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以满足其阅读期待时；其二，当源文本编辑在源语国地位低下，未享有充分话语权，应原作者要求，对原作“一个字不改”时，译者和目标语编辑可协同对目标文本进行回顾式编译；其三，源文本若质量欠佳，例如内容肤浅、文笔稚嫩、结构松散，却为年轻人广为喜爱的畅销快速读物，此时为了赢得目标语市场，可由资深译者和文笔老道的目标语编辑进行回顾式编译，优化式地“连译带改”。

 

笔者描述回顾式编译法，旨在拨开文学翻译及传播中的迷雾，将文本旅行中“看不见的手”凸显出来；不仅译者应显身，目标语编辑更应显身。

 

采取作者、原文编辑、译者、目标语编辑合作机制，可为中国文学从积极“走出去”到有效“走进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参考，此为其一。其二，可进一步增强政府资助，取材不囿于学术层面，更应扩展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上，集中遴选译介代表当代中国文学水准、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前沿、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文学精品，资助相关优秀文学作品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并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深化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促进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学，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同时，亦可吸引海外出版社投资，增强与国外出版机构的合作。例如，由四川藏族作家阿来“重述”、葛浩文与林丽君合译的藏族神话史诗《格萨尔王》，便是受到英国Canongate出版社资助，成为“重述神话”项目之一。最后，设立与诺奖相媲美的翻译界大奖，方能吸引更多像葛浩文、杜博妮、德鲁这样优秀译者来从事中国文学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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