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诗人”，许多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人都知道的一个雅号，即使对其并非十分了解，也清楚此人奇闻轶事，最次也读过他的翻译作品，这就是著名诗歌翻译家——梁岱宗先生。
莎士比亚、歌德、里尔克、瓦雷里等世界文学大师的诗歌作品之所以能在中国风行，与他的大力译介息息相关，迄今为止，我们读到的以上文学大师的著作，仍然是梁岱宗先生的翻译作品。梁岱宗先生年少得志，十六岁时便得到了他“南国诗人”的雅号。其后，留学法国，与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瓦雷里相识相知，他的作品更是受到了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的盛赞，一时风光无二。
第一次看到梁宗岱的名字是在一本外国诗歌的合集里，里面有他译的两首诗：《一切的峰顶》和《严重的时刻》。
梁岱宗先生生前翻译过许多著名作品：《一切的峰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浮士德》《交错集》《蒙田试笔》《罗丹论》《歌德与贝多芬》《梁宗岱早期著译》。
其中《梁宗岱早期著译》，收录了梁宗岱1919年至1931年的作品。这11年时间，从他进培正学校高中部开始到欧洲游学归来结束，“正好覆盖了他的文学活动从零起步到蜕变为一个真正作家的过程。”此书最大的亮点是首次收录了近年来发现的梁宗岱佚文和他早期文学活动的历史文献，让读者得见梁宗岱人生和创作最初的底色，看它如何慢慢晕染，如何迅速发酵，如何在诗歌创作、中外文学翻译和文艺批评领域都打上时代和个人的特殊印记。1919年，16岁的梁宗岱被誉为“南国诗人”，1921年，他应郑振铎、茅盾之邀成为文学研究会的第四位广州会员。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诗集《晚祷》。“忧虑像毛虫般/把生命的叶一张一张地蚕吃了。”他的早慧不独体现在他对文字的敏感和对人生的参悟，还在于他对家国、民族、文化的一种自觉、责任和担当。刚进高中的他就给病重的国家切了脉，“夫今日之国势，非昔日之国势，苟专恃吾国昔日之道德而无所改良，故不足以应世界潮流。然苟将国粹而尽弃之，则又何异自饮鸩药？”他开出的治世药方是，“故处今日而欲补救此弊，必于古今中外之道德，参详之，溶化之，用其长以补吾短，以成一种真正适合之道德，而陶铸吾国民臻于纯美之域。”他是那群心里装着一腔热血远赴重洋“为求学识的充裕，为求社会的进步，为求国家的幸福”的新青年中的一个，抱定求学的宗旨。他在1921年发表的一首诗歌里这样写:“去到了光鲜明媚的新大陆，繁华热闹的新世界；吸收那清爽活泼的新空气，澎湃汹涌的新潮流，灌输到沉闷寂寞的祖国去。”
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引进西方文化、“用其长以补吾短”最直接的手段莫过于翻译。译什么？ 为什么译？怎么译？这些都是最考验译者眼界和功力的。梁宗岱的选择是：瓦莱里、罗曼·罗兰、波德莱尔、都德、帕斯卡尔、蒙田、歌德、里尔克、尼采、莎士比亚、布莱克、泰戈尔……国别不同、风格不同、体裁不同，交错间又有一条清晰的线索：这些都是诗人眼中外国文学的峰顶，可以助我们“出黑暗而登光明之境”。而同时，作为“用一种(中文)跳跃的声音，抑扬顿挫，清脆奇异，像铃声颤抖，穿透出一种青柠檬的微妙酸味”朗读《水仙辞》的中国人，梁宗岱也奋力去治疗西方对中国的无知，他翻译庄子、屈原、陶潜、李白、王维……并用一种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眼光，去发现、去铺设中西文化对话可能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