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起戴大洪，许多人都知道前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许多人对他熟知都是因为他敢说真话，于是行业内流传着“戴大炮”的大名，在其离开足球行业多年之后，戴大洪为自己寻求一个新的身份——翻译者。现在的戴大洪，几乎决口不提他曾经关于足球的事，当媒体采访戴大洪时，他这样说道“别问足球的事情了，时过境迁，我对它已经不感兴趣。”如今的戴大洪更希望自己能是一个翻译者，现在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翻译上面，他一周跑步两次，每次都是十五公里，也是为了保持自身的状态，能够多翻译几本著作出来，他是一个在翻译的中冒险的翻译者。
半路出家的译者
2007年5月，年近五十一岁的戴大洪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译者生涯。他翻译的第一本书，是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当时戴大洪本是为了校对原先的一个中文译本，没想到阴差阳错地开启了自己的译者生涯。译完《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之后，好友止庵给戴大洪介绍了卡萝尔·斯克莱尼卡的《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现在回想起来，戴大洪觉得最难翻译而且自己最不满意的就是卡佛的传记。在翻译卡佛传之前，戴大洪已经翻译了四章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在结束了卡佛传的翻译工作后，戴大洪接着翻译了《古拉格：一部历史》，他把前四章又从头看了一遍，改正了之前译错的地方，本来因翻译困难而空下的部分也译出来了。戴大洪觉得翻译卡佛传是一个分水岭。“《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好歹有个以前的译本作为参考，卡佛传完全是新译，所以感到非常困难。卡佛传译完之后，自己的翻译能力有很大长进，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接着戴大洪又陆续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以及最近出版的《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到目前为止，戴大洪总共出版了将近四百万字的译著。
戴大洪翻译的书，都是大部头，动辄五六十万字。他说他喜欢厚重的历史著作，因为其中包含了更多的史实，对于了解历史帮助很大。他还说自己翻译不了小说、诗歌，更别说艰深的哲学著作，因此只能翻译一些用通俗的语言写成的历史著作。“这就好比有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和大学教授。我只有小学教师的水平，教不了中学和大学，只能凑合着教教小学。但我自觉小学教得还可以，起码不比别人差。”戴大洪说。
与谈自己相比，戴大洪更愿意谈谈他译的这些书的作者。他首先谈到《西班牙内战》的作者伯内特·博洛滕。博洛滕并不是一名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但他义无反顾地毕生追寻被“精心伪装”起来的历史真相，为未来的历史学家留下了“一笔不朽的遗产”。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约瑟夫·弗兰克同样倾其一生撰写了“二战以后最优秀的传记作品”。威廉·夏伊勒在灾难降临人间之际坚信文明的永恒价值，以深刻的反思记录了历史的重大时刻；而安妮·阿普尔鲍姆则不避学术研究中遇到的困难和风险，揭示了苏联劳改营生活的本质并将其与苏联的宏观历史联系起来。这几位作者的经历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即在种种历史、际遇的巧合中，长期坚持自己的追求，最终都为各自的研究领域贡献了里程碑式的学术巨著。戴大洪尤其佩服《西班牙内战》的作者伯内特·博洛滕。博洛滕作为记者见证了西班牙内战，之后又专心收集整理相关资料，“竖起了一座将使未来的研究者永久受益的学术丰碑”。可以说他是凭借一己之力颠覆了某些西班牙内战研究的结论。博洛滕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研究至今仍然不被主流学术界所认可。戴大洪说他进行的是“一个人的战争”。“他单枪匹马挑战整个史学界，你可以说他没有打败任何人，但其他人也无法打败他，只能假装没看见他。”戴大洪说他在博洛滕身上看到了榜样的力量，受到了鼓舞和激励。他说他对博洛滕和弗兰克产生了某种身份认同：“你得有多死心眼才会去做那样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