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在许多人看来都是一个无比光鲜的职业，前不久一部《亲爱的翻译官》更是令许多年轻的朋友神往，大家都会觉得翻译应该是一身笔挺的西装穿梭于各大高级商务宴会中的职业精英；死后，他们的名字会连同他们曾经的译著一般流传于世；他们是文化的使者，他们会带来异国的风情，传递来自远方的文明；他们会饱含深情，有着潜心于字句文法之间的优雅。可是现实真的是这样么？或者，现实仅仅只有这样么？
翻译带来成就感，也带来痛苦
尽管6岁时就从甘肃搬家到南京，可张小意始终觉得自己还是个北方人。干燥的天气，田野间呼啸而过的风，远比江南的烟雨更让她印象深刻。
上中专时，她就因看不过“交钱拿文凭”的政策而决然离去，直到多年后，她才拿回一纸文凭。
张小意本打算出国留学，她在南大夜校学习了4年不同的英语课程，但上个世纪90年代，她却成为了一家在南京的知名德国企业的行政兼翻译人员。但两年后她离开了这家企业。“看不惯中西方待遇的差距，而且又动了考研上学的念头。”
准备考研时，压力巨大，张小意开始写小说，借此排遣焦虑。然而，第一本小说《蓝指甲》出版后，她的考试却因6分之差功败垂成。
张小意再次回到职场，又再次离开，写了三四本小说后，她干脆进了出版社。
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痛苦
在写书的过程中，张小意接触了翻译。最初，她享受着把另一种语言变成中文的快乐。2001年底，张小意的头三本译著就出版了，如今再看，她将那时形容为“青春胆大”，“纯凭着对文学的激情，就去做了。”
这种热情持续到了2007年。
当时，张小意开始着手翻译美国女权运动领袖贝蒂·弗里丹的书——《第二阶段》。这是一本社会学经典，对女性命运、女权运动做了总结。
翻译之前，张小意先是一名读者，然而，过于深入的阅读让她的代入感越来越强。“我开始对照书中与现实，参照自己的工作经历、情感需求，到最后发现，整本书揭示了我会 走向特别艰难的命运。”张小意说，她开始感到痛苦，对现实越来越抵触。“对工作也没有热情了，有时候开会，社长到了我还没到。”
这本书翻译完，她就辞职了。在别人看来的解脱，她觉得的是更加痛苦。
报酬不多，一天工作16小时
在张小意情绪跌入谷底的时候，在当年南农大的老师戴迎春的提议下，她成为加拿大一所大学的访问学者。在这里，她遇到门罗。
“加拿大人如同狂欢一样抢购门罗的新书。”张小意说，她在公交车上看了《幸福过了头》后，决定把它翻译成中文。
加拿大的冬天冷得让人受不了，借着新的工作，张小意回了国。
在北京的一间小房子里，她开始了没日没夜翻译。这比翻译过的任何一部作品都辛苦，张小意说，一方面是因为门罗的文字下藏了太多情绪，她必须不停推敲直到找到最合适的词，去同时表现文字和情绪；另一个原因则是狂喜使然，“这是做梦想做的事。”她每天翻译量都极大，每天的常态是连续工作16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