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教育家，他一生翻译文字达400多万字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 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纵观其一生译著“用规范流畅、符合原文要求的译文语言,曲传原文之妙”，其一生译著颇多，但论述其翻译理念的著作却少之又少，但从其译著之中，我们大致可以理解老先生生前对于翻译的些许意见。
季羡林译观之一是寻找和对待原文文本的认真,反对对转写或翻译的文本进行转译。其译观之二是反对“粗制滥造的翻译”,他说:“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倘若译成另一种文字,连叶也不能相似,当然更谈不到味了。”其译观之三是,翻译务必追求“理想化的境界”。季羡林承认《红楼梦》这样的文学巨著在任何人的译笔下都会有“信息的失落、增添或扭曲”,但还是不能不朝向最高翻译境界的努力:除了不能“转译、粗制滥造”,也不能用自己的“想像、诠释”取代原文的精神。如为了翻译古印度文学,季羡林学习了梵语,以及有助于此种翻译却“鲜为人知”的巴利文和吐火罗文。
季羡林的译观之四是直译观。至少就文学翻译而言,季羡林认为“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原则”,“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天已没有讨论之必要”。当然,这不是“死译”般的直译,而是在翻译实践中,可以酌情引进“欧化语法”,以促进汉语的“周密”化。季羡林译观之五是,要研究中国翻译史。他鼓励后学“认真总结、继承”中国几千年来的翻译史、事。正因他的推动,我国近三四十年来有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
那么,季羡林是翻译的语言派还是文化派?依笔者浅见,季羡林更接近语言派。他的翻译主张是忠实于原文(和严复的“信”吻合),神似于原文(和傅雷的“神似”相似),一言蔽之,就是语言派。
最近论述季羡林翻译观的陈历明也是从语言派角度对其做出了评价。陈历明高度评价季羡林的外语才能、东方学造诣、翻译造诣、“广博学识”,对中国翻译事业、翻译人才培养和大学的翻译学科建设等作出的非常贡献,阐述了季羡林的翻译“认识论、方法论、目的论”思想。
陈历明认为,季羡林推崇“信、达、雅”,“信”是根本中的根本,因为倘若做不到“信”字,就远离了翻译的初衷,算不得翻译,“达、雅”也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所附丽”。“信”就是忠于原作,相应的“达、雅”则分别是忠实于读者和“文学语言”。前者就是狭义的、我们习以为常的忠实观,后面是广义的“忠实”,是“看重、尊重、偏向”的近义词。陈历明从翻译研究高度把季羡林对“信、达、雅”三字的论述定位为“体现作品、读者、语言三者的关系”的“本体论、目的论、方法论”,即以“信”为本体,以“达”为目的,以“雅”为方法。在季羡林这里,“信、达、雅”是有先后次序的“三位一体”。若没有本体论的“信”,目的论的“达”以及方法论的“雅”就无从谈起。据说季羡林有时为了求得最原本、最本真的原作以及翔实的史料而“不惜一切代价”。对于严复的三字标准,季羡林认为“自己是认真遵守的”。他对原文的忠实达到了罕见的高度。
季羡林如何看待翻译中的变通?他承认,“不同门类的翻译”可有“不同的要求”,有的作品“能达意也行”;至于文学翻译,则“更应该允许不同的诠释和不同的表述”。但他又补充说,译者不能“随心所欲”地翻译,对于某些似译非译现象,季羡林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笔者看来,季羡林在翻译观方面根本上是语言派,只是对文化派的合理成分有一定宽容和吸纳,以免走向极端。
